人物小词典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清朝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

黄遵宪出生于广东嘉应州，1876年中举人，历充驻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工诗，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黄遵宪的作品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因倡导维新变法，吸收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和制度，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黄遵宪是具有非凡经济之才的梅州先贤。早在他年轻时，其能力才华就得到时人的认可。光绪二年（1876），他随父亲到山东烟台做了一次漫游，见到了洋务派官僚张荫桓、李鸿章等人。黄遵宪在他们面前的言谈，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注意。李鸿章当着别人的面称赞黄遵宪为“霸才”。黄遵宪进入仕途后，当时的清廷户部主事潘存（号儒初）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邓承修（字铁香）对其才华及能力深为佩服，许其为国器。

黄遵宪的能力才华在政治、外交、教育、史学、文学等多方面都有充分体现，难以一一缕述，今举其外交、政治、学术三者做一概述，可窥其在这些领域善开风气，敢于打破藩篱的可贵品质。

挪展抵制的外交才华

黄遵宪历任驻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有长期的外交工作经历。在国家贫弱受侮的近代，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有一套独有的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工作方法，他称之为“挪展之法”“渐摩之法”“抵制之法”等。总的原则是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注意通过灵活实用的策略，达至自己的目的。他说：于固执己见，则委以彼国未明我意；于争执己权，则谬两国均有利益。不斥彼说之为无理，而指为难行；不以我说为必行，而请其酌度；不以彼不悦不怿，而阻而不行；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词气终不愤激；词色有时而受拒，而请竭终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将之以诚恳，济之以坚贞，守之以含忍。幸而获济，则吾民受获商之益，不幸而不济，彼国亦必服其谋国之忠。

黄遵宪上述的外交工作经验，用如今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要坚持自己观点时，则要以对方不了解自己真正意图作为回应；要争取自己权益时，则要以对双方都有好处作为回应；要反对对方观点时，则不要指斥对方无理，而要说对方观点在现实中难以施行；提出自己的建议，不要说一定得如此，而要说请对方斟酌采纳；不能因为怕对方不高兴而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张；与对方争论时要始终心平气和；自己的主张被拒绝也要一再重复提出；表述可以根据情况改变，但原则必须坚持；以诚恳、坚贞、含忍的态度维护国家利益。

黄遵宪的这种外交工作策略，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义正词严、据理力争是不一样的，然而在国家贫弱受侮的近代，无疑又是实事求是的。黄遵宪就是用这一套独有的外交工作方法，就琉球问题及苏州开辟租界问题与日本政府交涉，就华工权益问题与美国政府交涉，就南洋华侨权益问题与英国殖民政府交涉，留下了许多让人叹服的案例，极大地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个中案例，大多过程复杂，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言明，今举较单纯二例述之，以期能管中窥豹。

黄遵宪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时，正是美国种族主义势力猖獗之时，美国旧金山当局针对华人施予了种族苛例，其中一项是美国加州州议会通过的关于每人卧室须有五百方尺（约四十六平方米）空气，违者罚款，或兼受监禁的规定。而旅美华工多为穷苦人家，往往数十人聚居斗室。美吏以住房狭窄，居住过密，违反“方尺空气”法例为由，将华工罚款入狱。黄遵宪便亲自跑进狱中，实地丈量监狱面积，要求美吏根据“方尺空气”法例，给予每一华人一间有五百方尺空气的囚房。黄遵宪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逼使对方只好释放在押华侨。

再如，黄遵宪任驻新加坡总领事时，在南洋各岛经商的华侨常常被当地流氓恶棍勾结英殖民地贪腐官员敲诈。黄遵宪一面与殖民地政府交涉，一面要求总督施密司在华侨聚居之地，将《大清律例》中有关财产各条抄出，并译成英文交各处承审官，一体遵办，以保护华侨的财产。采用中国法律保护殖民地内华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创举。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归侨，黄遵宪还将旅居新加坡的华侨的姓名地址登记入册，做成护照，并发给将返国的华侨。护照制度的创立，有效地保护了华侨的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为南洋华侨的出入往返提供了极大便利。

由于在保护海外华侨方面的杰出贡献，黄遵宪在海外华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当其从美国旧金山解任回国时，英属域多利（今加拿大维多利亚市）中华会馆的华侨特致送万民伞及德政牌，以壮其行色，并厚赠隆仪。当其在光绪二十年（1894）由新加坡解任归国之际，南洋华侨特制万民伞一柄、德政牌四面相赠，并撰《恭颂黄公度观察大人德政文》称颂。

潜移缓进的政治谋略

戊戌变法期间，黄遵宪署湖南按察使，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全国性的戊戌变法以失败收场，而黄遵宪主持的湖南新政却获得成功，这得益于其不一般的政治谋略。

黄遵宪主持的政治改革，在行事方式上表现为稳妥渐进。他总是注意强调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反对脱离现实急躁冒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避其名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尺，曰避首击尾，曰远交近攻”。

当时，面对舆论上出现的激进改革的言论，以及湖南地主阶级顽固派日益嚣张的抵制，黄遵宪觉得“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因此，在实施新政的过程中，他紧紧抓住武装力量（创设保卫局）这一关键作为改革官制、实行地方自治的组织保障，然后循序渐进地推行其他变革措施。在具体实施办法上，也力求实事求是。例如在创设保卫局的问题上，他采取“官民合办”，“使诸绅议事而官为行事”的方式，每二百户选一户长，每千户选五户长，遇事即邀各户长为“议事绅士”，到局公议。保卫局所用巡查由户长公举，也可由户长公议撤换。

正是由于这“官民合办”的办法，既避免了官吏的揽权，又调动了民众（绅）的积极性，从而使改革得以顺利实施。更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在这一新政中，不动声色地隐含了他更为深远的考虑，那就是他企图借此隐喻“地方自治”的规模，使“民智自此开，民权自此伸”。但对于这一动机，讲究实事求是的黄遵宪一直未讲明，直到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黄遵宪才把这点当作极大的机密告诉他，并嘱咐他保密。因为黄遵宪仍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运用这一行之有效的办法，说是“一息尚存，万一犹得藉此手以报我国民，亦未可定”。

康梁的戊戌变法恰好与黄遵宪的湖南新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二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用急躁冒进、自上而下的办法，不分缓急轻重和主次地对官制、法律、经济、文教、人才选拔制度等进行全面变革。几乎每一项变法都涉及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广大人民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结果这突如其来、全面迅猛实行的变法如倾盆大雨，浇得人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人们信心不足，疑问很多，不少人处于观望、疑虑，甚至抵触的情绪之中，连变法者内部对变法能取得成功也信心不足。

湖南新政是黄遵宪对社会进行实事求是变革的一次成功实践。比较湖南新政和戊戌变法便不难看出，是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还是仅仅凭一股激情去进行改革，是官民合办还是自上而下，是稳妥渐进还是急躁冒进，是决定二者成败的重要原因。

时人叹惋的学术贡献

作为清政府首任驻日参赞，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1877—1882），有感于中国士大夫大多眼界狭隘、不悉外情，自觉地承担起“采风问俗”，为“朝廷咨诹询谋”之责。他对刚刚走上近代化的日本社会变革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前后花费十二年时间完成了“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日本国志》。

他试图通过这部著作，为近代中国输入全新的宪政理论思想，同时也为清末的宪政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鉴。而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日本刚刚进行的西方式宪政改革的介绍和他初步形成的宪政思想，对于处在与日本明治维新前同样困境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因此，他在光绪年十四年（1888）曾满怀希望地将稿本上呈于李鸿章、张之洞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惜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直到书稿完成八年后（1895）才得以正式刊行。

此书延迟八年问世，使中国朝野人士错过了在甲午战争之前了解日本情况、预作防范的时机，错失了借鉴日本、变法求强，以避免战争，至少不致惨败的契机。正因为如此，这部书的延迟刊行令识者无不为之扼腕。即在当时，就有黄遵宪的两位知友当面为此责备过他。

与黄遵宪有多年交谊的同辈知友袁昶，在马关签约后不久见到黄遵宪，其行箧中就携有《日本国志》，他当面责备黄氏道：这部书如果早一点刊行流传，可以省去战败输银二万万两（即指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赔偿日本白银两亿两）。

另一位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招来上海一起办《时务报》的维新志士梁启超，在当年给《日本国志》所作“后序”中，一腔“懑愤”、直言不讳、言词痛切地对比其年长二十五岁、以师事之的黄遵宪责备道：“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你黄先生“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后来黄遵宪之弟黄遵楷也曾深为痛惜地谈到此书延迟刊行的遗憾，谓：黄遵宪撰成此书，“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然至甲午以后，始有知者。虽风行一世，而时已晚矣”。

这些知友亲朋充满痛惜的责备与遗憾之语，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如果在他写成后即能印行流传，会使国人较早了解日本的崛起并以为鉴，或可减轻乃至避免七八年后的悲惨败局。一部史书的延迟行世而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命运如此之重者，恐怕在历史上也不多见。故此书的延迟行世，实为近代百年学坛的一大憾事！

尽管如此，但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终于开始受到清末各个阶层的重视，并逐渐融入中国近代宪政理论和实践之中。

“我手写我口”的诗歌革新

黄遵宪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的哥伦布”，即一种即将萌生的新文学的开拓者，他年轻时提出的“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主张，被认为是在茫茫诗海寻找新大陆的自在意识的觉醒。

在清代的梅州，黄遵宪以前的先贤宋湘就提出“我手写我诗”，黄遵宪在继承宋湘强调诗歌要有个性风格的基础上，提出创作形式的变革，用新颖的词汇、新的观念，更加贴近现代语言的要求，做出信雅达的表现。

黄遵宪一方面在诗歌的形式上进行革新的尝试，即在积累古典文学素养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包括客家山歌一类口语化的表达；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作为外交官丰富的游历见闻，吸收西方文明的观念、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善于用新的词汇，丰富诗歌的表达方式和内容。黄遵宪首先像他的攀桂坊前辈李光昭那样，善于创作古体诗，以古体诗相对自由的句法和长度，丰富生动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如他的五言古诗《今别离》之一：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该诗首先采用外来语和新词语，对现代的交通工具轮船、火车进行形象的描述，同时指出，交通工具为人们出行提供便利，人们可以借此进行远距离旅行的同时，也带来顷刻远隔千里的离愁，赋予诗歌新的意境，辩证地揭示现代科学对人类影响的两面性。犹如今天的手机给人联络的方便，同时也缩小了私人的空间和隐私，获得某种自由，又丧失了另一些自由。百年前的诗人黄遵宪就以他的洞察力，给我们描绘了科技带来的矛盾和纠葛。

黄遵宪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上。在近代，国人对民族前途的思考，有不同的方向，有的人固守传统、因循守旧，因遭西方侵略而仇视国外的先进科技和制度，黄遵宪选择了开放和学习。他提倡革新的精神，希望改良革新，使中国走上文明发展的自强新路。

黄遵宪将开放的眼光表现在诗歌的创作上，写出《日本杂事诗》《锡兰岛卧佛》《伦敦大雾行》《登巴黎铁塔》等。这类反映域外风光的诗篇，不但丰富了诗人的创作技巧，更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领略西方文明的冲击。正是痛感国家的落后，黄遵宪一生积极宣传变法图强，以致为此付出沉重的人生代价。

黄遵宪的一生并没有把获得诗歌创作成就作为人生的第一抱负，然而百日维新的失败，终于导致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给弟弟黄遵楷的信中坦言：“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今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甚可望矣。”可见，他对自己的人生评价“唤作诗人，死不瞑目”表露无遗。

黄遵宪在致友人丘菽园的信中表示：“思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之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令，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黄遵宪虽谦虚地辞受诗界革命主将的称号，但还是承认自己就像开辟北美大陆的清教徒般，开启了近代中国茫茫诗海的新大洲，希望更多才华横溢的文士推进新诗的创作。

“寸寸河山寸寸金， 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赠梁任父同年》）抱着这种忧国忧民情怀，外交，以诚恳坚忍而谋国之忠；变法，实事求是而使湖南面貌为之一新；治史，让时人有见之恨晚之叹；写诗，引领全国诗界革命风潮；办教育，抓住师范教育这一关键而纲举目张，卓有成效。这一切，就是梅州先贤黄遵宪给后人呈现的霸才风貌。

纪念印记

黄遵宪去世已过百年，他的人生风范和思想影响仍被广为关注与尊崇，在其故乡梅州留下众多的纪念印记。

在梅城攀桂坊，其故居荣禄第及书斋人境庐是展示其生平事迹与成就的重要场所，两者均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其侧有黄先生之出生地——德赞楼，近日已被列为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都是他生活过的地方。

在人境庐旁的周溪两岸，分别有两所学校与他密切相关，一所是东山中学，前身东山书院，在清末由先生倡议改建为东山初级师范学堂，故该校也视黄先生为校史中之重要人物。周溪之北岸的枸杞岗有初级中学一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创办，名公度中学，盖以先生别字命名，延至二十一世纪初，复更名为黄遵宪纪念中学，以示尊崇。

追怀先生者，尚有梅州中学，以先生为该校创办人之一。

今之梅州公共建筑纪念黄先生的，有归读公园之公度诗廊，彰先生辟诗界革命之功；中国客家博物馆有铜像八尊，寓侨界领袖昔日追怀梅州八贤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