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仲和（1837—1904），家名位中，字慕柳，号柳介，嘉应州松口堡（今梅县松口）人，晚清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著有《求在我斋集》《三礼汇纂》《读春秋公羊札记》《为学通义》《其观通》及诗文集等。

温仲和十七岁入州学，光绪十一年（1885）科试得优贡，入京肄业于国子监南学。光绪十四年（1888）中式顺天乡试举人，次年为乙丑科进士，钦点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任职一年后，回归故里，光绪二十年（1894）起，先后任潮州金山书院院长和潮州中学（今金山中学）总教习。

百日维新失败后，清廷明令恢复八股旧制，温仲和公开反对，提倡新学，并因此被排挤而去职，与好友一道创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返回家乡松口养病，同年在家中病逝。

在晚清的梅州先贤中，温仲和是一个被时常提及的名字，他在当时的梅州士子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丘逢甲铭其墓，评价其“制行则古之君子，讲学则今之通儒”。丘氏之语，是对温仲和一生最为准确的概括。温仲和是一个谦谦君子，他的威望源自于其让人佩服的君子之风。

温仲和于光绪十一年（1885）参加科试得优贡，入京肄业于国子监南学。光绪十四年（1888）中式顺天乡试举人，次年为乙丑科进士，钦点翰林庶吉士。所谓庶吉士，亦称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政》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其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三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称“留馆”，其他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温仲和在散馆后，被授“翰林院检讨”，这是一个属于从七品的闲官，掌修国史。

温仲和在翰林院检讨任上未及一年，便回归故里，光绪二十年（1894）起，先后任潮州金山书院院长和潮州中学（今金山中学）总教习。百日维新失败后，温仲和与好友一道在汕头创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

纵观温仲和一生，其并无意在官场上奔波，而是乐于过一种郑板桥所描述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的生活。

温仲和这种生活道路的选择，并非因为其本人没有经济之才，相反，其学问文章，深为时论所叹服。丘逢甲谓之“今之通儒”，不但精通经史，且不囿旧学，能与时俱进，以身作则钻研理化、天文、气象、地理，并编写了《代数几何算稿》，把数学列为各学科的根本。他是“旧学界之经济学家，新学界之教育家”，饶芙裳（梅县松口人，广东名儒，曾任广东教育司司长，众议院议员）谓之“融贯中西而神识宏达”，“人之慕先生（即温仲和）者，咸服其训诂考据之精，词章之美”，“入词垣后，犹究心算术，知西书之确有实用，复日事检讨”（饶芙裳《求在我斋集序》）。可见，温仲和的学问才华，是出类拔萃的。

既如此，为何其无意仕进，而选择回乡课徒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时局的混乱让他觉得事无可为。温仲和曾向友人梁居实（嘉应州人，曾长期出使外国，清廷赐宝星勋章，从二品官衔）谈及其选择回乡课徒的原因是“静以待命”。“静以待命”四字，在梁居实听来，别有一番感触，他对温仲和说：“‘静以待命’一语，寻常闻者，不之觉，我闻之，使我心益悲矣，盖必百方筹划，夫然后能作语。又必满腔悲愤，夫然后乃出此语也。阁下宁不喟然耶？”（梁居实《致温仲和书》）尽管如此，但在众人竞进之时，他选择乡居课徒，也是源于他身上有一种甘于淡泊的君子之风。

与人为善

和全国各地一样，晚清时期的梅州地区，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大变局下的各集团利益变动，使得地方士绅之间彼此相互争斗捏控。但是，温仲和非但没有陷入斗争旋涡之中，相反，争斗各方在谈及温仲和时，都是颂扬肯定之语。这是由于他除了甘于淡泊外，还有一种与人为善的君子之风。正如丘逢甲所评论的一样，温仲和“性和而节，与人若无不可”（丘逢甲《温慕柳先生墓志铭》）。

温仲和的许多著作都已散佚，在其过世后，其子温德舆复收其经说诗文合为一集，刊之以传世，名曰《求在我斋集》。集中存有温氏诗歌七十九题一百零八首，书信二十通。从这些留下来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黄遵宪、丘逢甲、梁居实、梁国瑞（嘉应州保安局总办）、叶璧华（嘉应州才女，诗人）、刘燕勋（毕生坚守乡野的嘉应州老书生）、陈展云（镇平人，曾任广西阳朔、天河知县）、陈元焯（长乐人，曾历官江西铅山、可安、东乡、赣州、兴国等七县知县）、饶芙裳等都有良好的交往。而这些人大多是地方权绅或意见领袖，对地方事务有极大的影响力。

另外，温仲和过人的才学及其与人为善的待人态度，加之不论是其家乡松口，还是其教学之所潮州、汕头，都是南洋来往唐山的必经之地，所以，他在梅州地区的南洋华侨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与张弼士（南洋首富，被清廷委为新加坡总领事）、谢梦池（马来亚南洋巨富）、梁璧如（谢梦池女婿，南洋富商）、张榕轩（嘉应州松口人，晚清著名爱国侨商，是中国第一条华侨商办铁路——潮汕铁路的创办人，被清廷委为驻槟城副领事）、张耀轩（张榕轩之弟）、梁映堂（印尼华侨领袖）等人都有频密的书信往来，他们来往唐山时也经常会到他的家中或学校拜访。

与人为善的君子之风，使温仲和得到大家的共同尊敬，当其病逝之时，“行道之人，识与不识，闻者莫不哀而惜之，以为君子哉！”（丘逢甲《温柳介先生诔》） 

    成人之美

晚清时期士绅所要兴办的任何地方事务，首要者便是筹款。而欲筹款，首要者便是向南洋富商募集。由于温仲和在南洋华侨中有崇高的地位，地方士绅便常常求助于他。而温仲和大多数时候都倾力帮助。

例如，1902年，嘉应州因为水旱迭遘，饥馑洊臻，米价骤增，斗米贵至千钱，以黄遵宪为首的一些地方士绅，拟合众人之力召集一公司，以芜湖、镇江等处为内地米源，暹罗、安南等地为外洋米源，运米返州发粜。黄遵宪将招股启事寄给温仲和，希望其协助募款。温仲和收到启事后，旋择请各富老到场，或由本家先函知外洋认股，然后再发函告急于南洋诸巨商。他并引朱子之语表达自己对此事望其可、望其成的态度，表现出其不求成功在我，乐于成人之美的君子之风。此后，地方士绅们又拟在米源地芜湖办工艺厂，制造仿西洋通行之式的儿童玩具回州贩卖。同时，还想利用温仲和主持的岭东同文学堂，在米源入口地汕头另办一工艺厂， 以潮嘉物产为原料制造产品外销。而这一切，温仲和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另外，1903年地方士绅成立“嘉应兴学会议所”，黄遵宪自任会长，发起地方办学活动，温仲和在学校的选址、经费的筹措、课程的设置、教材的建设、师范生的选送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帮助。

再如，1890年，地方士绅梁国瑞等建议州官重修州志，聘温仲和为总纂。温仲和不但承担总纂任务，而且积极协助筹款募捐，历时八年完成了《嘉应州志》。

既勇于任事，又乐于成人之美，这是温仲和君子之风的另一侧面。

坚毅有守

温仲和甘于淡泊，与人为善，乐于成人之美，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老好人。相反，他的待人处事，有着坚定而清晰的原则底线，这点，丘逢甲在《温慕柳先生墓志铭》中有明确的表述，他说温仲和“性和而节，与人若无不可，然坚毅有守。义不可，虽劝掖辄婉谢之；其所可，虽不为崭崭行，然必达所守之义而后已，俗论不能摇”。而在黄遵宪等人拟办米公司而要温仲和协助募款时，温仲和也在给黄遵宪的回函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原则底线，他说：

朱子云：圣贤办事，岂不望其可，望其成。然必事求可功求成，圣贤自不如此，所以然者，以断之以义故也。公今日出而主持此事，正所谓见义勇为者，弟等安敢不相助乎？运米多则米价自平，人心自靖。米价平，人心靖，地方自安。防贼防饥两者皆不容稍懈。虽知其难，以今日保卫桑梓而论，无要于此，不敢不勉也。

可见，他虽然有“望其可，望其成”的成人之美愿望，但是否助其成，须“断之以义”，“义不可，虽劝掖辄婉谢之；其所可，虽不为崭崭行，然必达所守之义而后已，俗论不能摇”。他之所以为黄遵宪等人办米公司而协助募款，是因为此事对平米价，靖人心，安地方有益，所以，他见义勇为，不敢不勉。同样，他为地方士绅的办学活动出力，是因为办教育是有利国家民族的大好事。

相反，若事情不合道义，他则坚决不予支持。

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兴起，粤东客籍地区陷入动乱之中，黄遵宪等地方士绅拟团练乡勇自保。温仲和则提出“团练乡勇，不如募练营勇”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练四五营兵，以三营保潮，以两营保嘉”，“较之团练，尤为得力”。所谓团练乡勇，系指从地方上招募勇丁训练。乡勇平时在自己家里发展生产，一旦有事便集合起来平乱；所谓募练营勇，即地方募集资金，从绿营中抽选兵丁训练，专职防卫地方。温仲和反对团练乡勇，主张募练营勇，真实的意图大概是担心乡勇与地方势力关系过于密切，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士利用，违背保土安民的初衷。事情未依其主张发展，他也不愿参与到地方团练事务之中。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在黄遵宪等人去世后，地方武装（嘉应州保安局）成了个别权绅的私人工具，在地方上平添了许多动乱。

再如，当时许多大家族兴起修谱风气，而在修谱过程中总是喜欢不顾事实地攀附名人以显贵。对此，温仲和呐喊：“岂能以一人之手掩天下目哉？”所以，当晚年黄遵宪在家修《攀桂坊黄氏族谱》时，温仲和就对其中的错误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指正。

以上事例说明，甘于淡泊、与人为善、乐于成人之美的外表之下，温仲和有着坚定的道义追求，而这，正是其君子之风中最为可贵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