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文苑】《忠廉大义》之三十三“谦谦君子温仲和”
来源:客都清风   时间:2020-05-18 14:38:02   浏览: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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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仲和(1837—1904),家名位中,字慕柳,号柳介,嘉应州松口堡(今梅县松口)人,晚清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著有《求在我斋集》《三礼汇纂》《读春秋公羊札记》《为学通义》《其观通》及诗文集等。

温仲和十七岁入州学,光绪十一年(1885)科试得优贡,入京肄业于国子监南学。光绪十四年(1888)中式顺天乡试举人,次年为乙丑科进士,钦点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任职一年后,回归故里,光绪二十年(1894)起,先后任潮州金山书院院长和潮州中学(今金山中学)总教习。

百日维新失败后,清廷明令恢复八股旧制,温仲和公开反对,提倡新学,并因此被排挤而去职,与好友一道创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返回家乡松口养病,同年在家中病逝。

在晚清的梅州先贤中,温仲和是一个被时常提及的名字,他在当时的梅州士子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丘逢甲铭其墓,评价其“制行则古之君子,讲学则今之通儒”。丘氏之语,是对温仲和一生最为准确的概括。温仲和是一个谦谦君子,他的威望源自于其让人佩服的君子之风。

温仲和于光绪十一年(1885)参加科试得优贡,入京肄业于国子监南学。光绪十四年(1888)中式顺天乡试举人,次年为乙丑科进士,钦点翰林庶吉士。所谓庶吉士,亦称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政》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其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三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称“留馆”,其他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温仲和在散馆后,被授“翰林院检讨”,这是一个属于从七品的闲官,掌修国史。

温仲和在翰林院检讨任上未及一年,便回归故里,光绪二十年(1894)起,先后任潮州金山书院院长和潮州中学(今金山中学)总教习。百日维新失败后,温仲和与好友一道在汕头创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

纵观温仲和一生,其并无意在官场上奔波,而是乐于过一种郑板桥所描述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的生活。

温仲和这种生活道路的选择,并非因为其本人没有经济之才,相反,其学问文章,深为时论所叹服。丘逢甲谓之“今之通儒”,不但精通经史,且不囿旧学,能与时俱进,以身作则钻研理化、天文、气象、地理,并编写了《代数几何算稿》,把数学列为各学科的根本。他是“旧学界之经济学家,新学界之教育家”,饶芙裳(梅县松口人,广东名儒,曾任广东教育司司长,众议院议员)谓之“融贯中西而神识宏达”,“人之慕先生(即温仲和)者,咸服其训诂考据之精,词章之美”,“入词垣后,犹究心算术,知西书之确有实用,复日事检讨”(饶芙裳《求在我斋集序》)。可见,温仲和的学问才华,是出类拔萃的。

既如此,为何其无意仕进,而选择回乡课徒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时局的混乱让他觉得事无可为。温仲和曾向友人梁居实(嘉应州人,曾长期出使外国,清廷赐宝星勋章,从二品官衔)谈及其选择回乡课徒的原因是“静以待命”。“静以待命”四字,在梁居实听来,别有一番感触,他对温仲和说:“‘静以待命’一语,寻常闻者,不之觉,我闻之,使我心益悲矣,盖必百方筹划,夫然后能作语。又必满腔悲愤,夫然后乃出此语也。阁下宁不喟然耶?”(梁居实《致温仲和书》)尽管如此,但在众人竞进之时,他选择乡居课徒,也是源于他身上有一种甘于淡泊的君子之风。

与人为善

和全国各地一样,晚清时期的梅州地区,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大变局下的各集团利益变动,使得地方士绅之间彼此相互争斗捏控。但是,温仲和非但没有陷入斗争旋涡之中,相反,争斗各方在谈及温仲和时,都是颂扬肯定之语。这是由于他除了甘于淡泊外,还有一种与人为善的君子之风。正如丘逢甲所评论的一样,温仲和“性和而节,与人若无不可”(丘逢甲《温慕柳先生墓志铭》)。

温仲和的许多著作都已散佚,在其过世后,其子温德舆复收其经说诗文合为一集,刊之以传世,名曰《求在我斋集》。集中存有温氏诗歌七十九题一百零八首,书信二十通。从这些留下来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黄遵宪、丘逢甲、梁居实、梁国瑞(嘉应州保安局总办)、叶璧华(嘉应州才女,诗人)、刘燕勋(毕生坚守乡野的嘉应州老书生)、陈展云(镇平人,曾任广西阳朔、天河知县)、陈元焯(长乐人,曾历官江西铅山、可安、东乡、赣州、兴国等七县知县)、饶芙裳等都有良好的交往。而这些人大多是地方权绅或意见领袖,对地方事务有极大的影响力。

另外,温仲和过人的才学及其与人为善的待人态度,加之不论是其家乡松口,还是其教学之所潮州、汕头,都是南洋来往唐山的必经之地,所以,他在梅州地区的南洋华侨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与张弼士(南洋首富,被清廷委为新加坡总领事)、谢梦池(马来亚南洋巨富)、梁璧如(谢梦池女婿,南洋富商)、张榕轩(嘉应州松口人,晚清著名爱国侨商,是中国第一条华侨商办铁路——潮汕铁路的创办人,被清廷委为驻槟城副领事)、张耀轩(张榕轩之弟)、梁映堂(印尼华侨领袖)等人都有频密的书信往来,他们来往唐山时也经常会到他的家中或学校拜访。

与人为善的君子之风,使温仲和得到大家的共同尊敬,当其病逝之时,“行道之人,识与不识,闻者莫不哀而惜之,以为君子哉!”(丘逢甲《温柳介先生诔》) 

    成人之美

晚清时期士绅所要兴办的任何地方事务,首要者便是筹款。而欲筹款,首要者便是向南洋富商募集。由于温仲和在南洋华侨中有崇高的地位,地方士绅便常常求助于他。而温仲和大多数时候都倾力帮助。

例如,1902年,嘉应州因为水旱迭遘,饥馑洊臻,米价骤增,斗米贵至千钱,以黄遵宪为首的一些地方士绅,拟合众人之力召集一公司,以芜湖、镇江等处为内地米源,暹罗、安南等地为外洋米源,运米返州发粜。黄遵宪将招股启事寄给温仲和,希望其协助募款。温仲和收到启事后,旋择请各富老到场,或由本家先函知外洋认股,然后再发函告急于南洋诸巨商。他并引朱子之语表达自己对此事望其可、望其成的态度,表现出其不求成功在我,乐于成人之美的君子之风。此后,地方士绅们又拟在米源地芜湖办工艺厂,制造仿西洋通行之式的儿童玩具回州贩卖。同时,还想利用温仲和主持的岭东同文学堂,在米源入口地汕头另办一工艺厂, 以潮嘉物产为原料制造产品外销。而这一切,温仲和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另外,1903年地方士绅成立“嘉应兴学会议所”,黄遵宪自任会长,发起地方办学活动,温仲和在学校的选址、经费的筹措、课程的设置、教材的建设、师范生的选送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帮助。

再如,1890年,地方士绅梁国瑞等建议州官重修州志,聘温仲和为总纂。温仲和不但承担总纂任务,而且积极协助筹款募捐,历时八年完成了《嘉应州志》。

既勇于任事,又乐于成人之美,这是温仲和君子之风的另一侧面。

坚毅有守

温仲和甘于淡泊,与人为善,乐于成人之美,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老好人。相反,他的待人处事,有着坚定而清晰的原则底线,这点,丘逢甲在《温慕柳先生墓志铭》中有明确的表述,他说温仲和“性和而节,与人若无不可,然坚毅有守。义不可,虽劝掖辄婉谢之;其所可,虽不为崭崭行,然必达所守之义而后已,俗论不能摇”。而在黄遵宪等人拟办米公司而要温仲和协助募款时,温仲和也在给黄遵宪的回函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原则底线,他说:

朱子云:圣贤办事,岂不望其可,望其成。然必事求可功求成,圣贤自不如此,所以然者,以断之以义故也。公今日出而主持此事,正所谓见义勇为者,弟等安敢不相助乎?运米多则米价自平,人心自靖。米价平,人心靖,地方自安。防贼防饥两者皆不容稍懈。虽知其难,以今日保卫桑梓而论,无要于此,不敢不勉也。

可见,他虽然有“望其可,望其成”的成人之美愿望,但是否助其成,须“断之以义”,“义不可,虽劝掖辄婉谢之;其所可,虽不为崭崭行,然必达所守之义而后已,俗论不能摇”。他之所以为黄遵宪等人办米公司而协助募款,是因为此事对平米价,靖人心,安地方有益,所以,他见义勇为,不敢不勉。同样,他为地方士绅的办学活动出力,是因为办教育是有利国家民族的大好事。

相反,若事情不合道义,他则坚决不予支持。

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兴起,粤东客籍地区陷入动乱之中,黄遵宪等地方士绅拟团练乡勇自保。温仲和则提出“团练乡勇,不如募练营勇”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练四五营兵,以三营保潮,以两营保嘉”,“较之团练,尤为得力”。所谓团练乡勇,系指从地方上招募勇丁训练。乡勇平时在自己家里发展生产,一旦有事便集合起来平乱;所谓募练营勇,即地方募集资金,从绿营中抽选兵丁训练,专职防卫地方。温仲和反对团练乡勇,主张募练营勇,真实的意图大概是担心乡勇与地方势力关系过于密切,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士利用,违背保土安民的初衷。事情未依其主张发展,他也不愿参与到地方团练事务之中。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在黄遵宪等人去世后,地方武装(嘉应州保安局)成了个别权绅的私人工具,在地方上平添了许多动乱。

再如,当时许多大家族兴起修谱风气,而在修谱过程中总是喜欢不顾事实地攀附名人以显贵。对此,温仲和呐喊:“岂能以一人之手掩天下目哉?”所以,当晚年黄遵宪在家修《攀桂坊黄氏族谱》时,温仲和就对其中的错误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指正。

以上事例说明,甘于淡泊、与人为善、乐于成人之美的外表之下,温仲和有着坚定的道义追求,而这,正是其君子之风中最为可贵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