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词典

林达泉（1829—1878），字海岩，广东大埔三河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同治三年（1864），获苏松太道丁日昌辟佐为幕僚。留心经济，每论古今舆图、武备及海外各国形势，历历如指掌，丁日昌雅重之。同年，林达泉归里练乡勇，筹备防御战乱，叙功绩，以知县选用。历任江苏崇明县、江阴县知县，光绪元年（1875）升任海州直隶州知州，均政绩蔚然。光绪三年（1877）升任福建台北府试署知府，陈治台诸策，议建置，减征收，整饬防军，招民垦荒，皆因地制宜，事事草创，亲力亲为，积劳成疾。次年，丁父忧，忧伤哀毁，遂因病卒于任上。生平写入国史馆《循吏传》，朝廷特赠其太仆寺卿。所著文章被温廷敬收入《茶阳三家文钞》，其中《客说》是早期客家研究的重要文献。

清代末期，国家面临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其时中国因与世界发展潮流的脱节而国势贫弱、落伍，沦落到被外强侵略的不堪地步。一些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与国家沦亡的局势，奋起探求改变国家命运的良策，了解世界之大势，参与早期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梅州亦有一批倡导经世致用的英杰之士投身这一救亡洪流，在这些具进步眼光人士中而有“循良之吏”称誉的，当推曾任台北知府的大埔人林达泉。

少好读书，有经世之志林达泉是大埔县三河松水涧人，出生于客家山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家里有时余粮不继，吃不饱饭，他依然捧着书本诵读，声若金石，非常洪亮，读书尤其关注经世致用的内容。为了钻研学问，他和住在三河汇城内的贡生饶云骧经常切磋学问，为了见面不惜徒步三十里，一谈就是一整天，兴致盎然，仍不觉得疲倦。

林达泉在咸丰十一年（1861）考中举人，刚届壮年，虽然暂无文献显示他是否继续在传统的科举之路上继续攀登，但其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内有朝政腐败引发的太平天国起义等战乱。在这样的情况下，1863年，他毅然应晚清著名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丁日昌的邀请，前往江苏，成为时任苏松太道台丁日昌的幕僚。丁日昌是广东丰顺人，与林达泉算得上是客籍同乡，且以廪生的身份练团抵御战乱，以军功起家，颇具经世之才，出身上两人可谓惺惺相惜。林达泉由于长期留心时务，对于疆域地理、军事国防以及海外西方各国的制度、形势了如指掌，对丁日昌开展洋务活动相助甚为得力。

这一年，太平天国余部汪海洋的军队进入广东，大埔适当军事要冲，林达泉或许是受丁日昌当年以军功叙用的经历启发，或者直接是因丁日昌本人的建议，回到家乡练勇筹防。战乱平息后，林达泉论功绩被朝廷给予“知县选用”的资格，并再次进入丁日昌麾下担任幕僚。林达泉曾经上书两江总督曾国藩，商讨国事，提出的见解获得曾氏认可，以“高掌远跖”期许他。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上，从事洋务和教案处理等事宜，处置得当，政绩卓越，其时处理政务的公牍多出于林达泉之手，这些文牍后来被整理成《抚吴公牍》出版，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丁日昌和林达泉两人的共同作品。

丁日昌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其收藏珍本多来自担任江苏巡抚期间，林达泉作为他的重要助手，参与了这批含有大量宋版古籍的藏书的整理，撰成《百兰山馆藏书目录》，这也是丁日昌后来《持静斋藏书目录》的底本。丁日昌将这些重要的工作委托林达泉完成，证明他对林达泉学识的欣赏和品格的信任。

同治七年（1868），林达泉以平定捻军的从征军功擢升直隶州知州，归江苏补用。第二年赴补江苏委办洋务兼督海运，朝廷根据他的劳绩候补直隶州，得到担任知县的机会，正式开始仕宦生涯。

从林达泉早年的经历可知，他一直对国家前途命运极为关心，因此留心实学，专注地理、兵防，对于时务具有强烈的认同，而与同乡丁日昌的私人关系，使得他加入洋务运动的潮流。

掌篆县政，施清廉之治

同治九年（1870），林达泉担任江苏崇明县知县。崇明县是个海岛，位于长江口，四面环水，是个地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地方士绅百姓遇到矛盾纠纷，倾向于通过控诉告状达到目的。

林达泉到任后，坚持勤政坐堂，对接到的案子，尽快秉公办理，随判随结案，这样诉讼刑狱案件数量渐渐下降。林达泉又对县中的一些陋规进行革除，清理过去积压的案件和文牍，同时加大力度建设县里的公共服务设施，增修城垣，疏浚河流水渠。他发动全县上下出钱出力，修建桥梁、义冢，为当地的书院筹集经费，为读书士子提供学习补贴的膏火。又设立同仁育婴堂，收养被遗弃的婴儿。

两年后，林达泉调任江苏江阴知县。他在江阴的施政重在兴文教、重社会救助。

江阴城的西边名为申浦，原来有座延陵季子墓，延陵季子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公子，因避位去国，以品格高尚为后人楷模。延陵季子墓因十九世纪中叶的国内战乱，墓前祠宇荡然无存。林达泉认为季子是开中国南方文教之光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于是捐出自己的薪俸，为延陵季子修坟墓，重建祠宇。随后设延陵书院课士，在书院内设立季子神位，每年按时祭祀，通过这种仪式恢复战后百姓对文教的重视，并筹设宾兴费振作士气。

江阴的内外护城河已经淤积很多年，林达泉倡导市民集资加以疏浚，又沟通东横河，使之能够灌溉十余万亩的农田。江阴县向来没有义仓，这种传统的义仓是旧社会用作社会救济的重要工具，林达泉任上专门选择地方，加以兴建，拟定《积谷章程》十条，刻在石碑上，作为永久的管理条例。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元年（1875），林达泉升任海州直隶州知州。除了疏浚河流、增筑堤防、兴建桥梁、缉捕盗贼等日常工作外，他还不顾自己的仕途前程，冒险做了一件拯救饥民的功德大事。当时海州因干旱发生蝗灾，饥民遍地，林达泉考虑开国家粮仓赈济灾民。属下幕僚均认为，开仓必须先向上级层层报告，否则有擅作主张而被弹劾谴责的风险。林达泉认为：“饥民命在旦夕，若俟禀回，必无及，且禀而不准，将坐视斯民饿死乎？”决定先救灾后报告。一些幕僚顾虑于朝廷法律条文问责，打算辞职避嫌。林达泉对下属表示，如果问责，所有责任由自己承担，不会委过于人。于是，他发出仓谷赈济灾民，而后才向上级报告。按规定要接受降级调任处分，幸运的是，当时的上峰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官员，获悉林达泉救民的真实目的后，被他的品德感动，于是免除了对他的处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为了救护百姓，林达泉准备牺牲自己的仕途前程，其爱民的勇气可嘉，其敢于干事的精神令人敬佩。

当时晚清名臣彭玉麟巡阅长江水师，曾巡察林达泉任职的地方，了解他的状况后，回到省城见到两江总督沈葆桢反映亲眼所见：“吾尝补被宿其官舍三日，厨传萧然。与之语，朴诚无城府，意远而意恳，诚良吏也。”意思是说，林达泉的官舍，住宿的条件简陋，厨房安排用餐也是简单得萧然，而与上级官员交流，言辞坦诚而没有阿谀奉承之色。

开府台湾，尽瘁于任上

正是因为出色的政务能力和敢于任事的作风，光绪三年（1877），林达泉被擢升为福建台北知府。当时尚未正式建府，林达泉此前曾任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后为护理同知。

林达泉的到任有一段逸事。自康熙年间从明郑政权手中收复台湾后，台湾的重要性一向未被重视。到了晚清时期，因与外洋各国的联系紧密，孤悬外海的台湾的战略地位才被清廷所深切认识，加快了对这个屏蔽八闽的海岛的建设。其时，淡水扼全台要冲，凡通商贸易、开垦农业等事务繁重，同知的职位级别和资格不足以统辖。朝廷决定该设知府，命封疆大吏遴选能员补授。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以及两江总督沈葆桢均认为林达泉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按照清朝的惯例，知府一级的官员一般是在本省的官员中产生，而林达泉当时是在两江总督管辖的区域任职，属于隔省调任，建议一度被驳回。最终朝廷颁布特旨，调林达泉前往就任，皆因他的才干和官声得到朝廷的认可。

林达泉抵达福建后，向朝廷递交“治台三策”，就是著名的后山策、全台策、理财策。阐述了“以退为进，逐渐而前”的开发方略，“用海而不用山”的军事防御战略，以及“求己不求人”的财政方针。

后山策认为，苏澳以南至新城一百五六十里，峭壁崎岖，没有可耕的土地，新城至花莲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林达泉认为，这些地方驻兵少则无法管理，驻兵太多又耗费钱粮，因此应该暂时放弃开发，而专注于秀孤峦到卑南觅一带。因为秀孤峦到卑南觅东西方均有大山作为屏障，可以对每年到来的台风的破坏力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中间有平原两百余里，可以进行屯戍，招募农夫，开垦荒地，易见成效。

全台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海洋时代，台湾的军事防御已经不能照搬传统的设置炮台的模式。因为台湾作为岛屿四面环海，用筑炮台的方法，将耗费大量财力人力。而且这种防御战略，将导致兵力分散消耗，被动挨打。林达泉建议引进现代海军建制来保卫台湾，使之成为中国东南的战略屏障。措施在于推动海上的商贸运输业的发展，减少后山兵勇，积蓄余力逐年购置铁甲舰，完善海上防御力量。

林达泉认为，台湾在开府之初，虽然不可能马上实现财政的自给，但从长远看，必须大力开展垦荒、种植、工业以及商贸运输业，大力推动台湾产业体系的完善，过渡到财政平衡，方能实现岛内的长治久安。

光绪四年（1878）三月，林达泉抵任，他马上投入“定统制、核征课、筹防垦荒”。同时请定地方土著读书人的学额，设义学，聘请通晓当地语言的人士翻译教学，招徕甚众。林达泉同时兼任巡抚营务，负责地方的司法管理，其时后山的少数民族不习惯官府的管理，时常进行暴力抗拒。林达泉冒着酷暑、瘴气亲赴现场处理纠纷，日夜工作导致休息不足。这时从家乡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林达泉哀伤过度，加上积劳成瘁，背上出现疽（恶性肿瘤），当年十月在官署去世。

林达泉病逝后，两江总督沈葆桢感到特别惋惜，上书奏明其业绩，根据他奉公守法、清正廉明的政绩，有循吏的风范，建议将其事迹列入国史馆《循吏传》。闽浙总督何璟等也向朝廷报告他以勤政死于任上的事实，朝廷特赠从三品的太仆寺卿衔予以褒奖。

林达泉生前虽然长期在外仕宦，但对故乡风土也极为关心。他喜爱读专注台湾事务的学者蓝鼎元的文章，而对明代潮州先贤翁万达特别佩服。翁万达的墓就在他的家乡三河，经过时光的洗礼，翁墓受到严重破坏，“松楸尽斩，山水漂啮，享寝秃废，丰碑、翁仲僵卧野田荒草中”，连墓前的空地也被无知乡人侵削。林达泉了解情况后，上书丁日昌，要求大埔地方官员出禁令加以保护。他回乡与友人饶云骧一起维修翁万达之墓，并在墓后左右栽种松树，体现崇文尊贤的风尚。

他回家省视老父亲，穿戴着布衣草笠，和蔼地与农夫樵夫交流种田山林的情况。有人以其官衔称呼他，他笑着制止，认为乡里乡亲，论长幼应当以排行辈分相称呼，官吏卸任在家闲居就是平民的身份，怎能再以昔日的官职炫耀呢？林达泉曾著《客说》一文，阐明客家乃是南迁汉民的后裔，有不少衣冠士族的血脉。客家人更有尊崇仕宦的官本位传统观念，但是，林达泉却表现出一般客家知识分子少有的平等观念和亲民作风，清史谓之“循良之吏”，可谓实至名归。